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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多年以来，如果你没有相关文件或许可，无法在无权返回的条件下离开美国，那么，在两千多英里长的美墨边境上，你只能在其末端与家人见面：那是毗邻太平洋的一小块土地，位于圣地亚哥和提华纳之间。1971年，美国第一夫人帕特·尼克松曾称之为美墨两国间的“友谊公园”。这座公园原本没有围栏，两侧的家人可以自由自在地见面野餐，不会受到任何妨碍。“愿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永远没有高墙，”尼克松说，“只有友谊。” 1994年，克林顿政府发动“守护国门行动”（Operation Gatekeeper）。他们断定两国之间“只有友谊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政府在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建起了一道围栏。分处两侧的家人可以透过栏杆互相传递食物。2009年，奥巴马政府关闭了美国一侧的友谊公园，并在第一堵围栏之后立起了第二堵围栏。在遭到抗议之后，友谊公园在2012年重开，但是多了一道厚厚的铁丝网。如果一个小姑娘想和母亲有肢体接触，那么她只能将自己的小手指伸到网眼中，对面的母亲也这样做，这样两人的手指尖便能相遇：指间嬉戏，“手指之吻”，移民们这样描述这种体验。带着甜蜜，也带着苦涩。 每隔一段时间，政府都会大发慈悲，将毗邻友谊公园的一扇小门打开，这样人们才能实实在在地和家人抱一抱----时间不超过三分钟。但这不是常有的事。2013年之后，这扇门只打开了6次。2017年的一次开门活动中，一对夫妻出现在国界两侧，他们身穿婚礼盛装，在边境巡逻队的监视下结婚，然后便各回各家。后来报界发现，美国这一侧的新郎已被判犯有涉毒罪行，正在等待量刑结果。十个月前，海关在圣思多罗（San Ysidro）口岸的一次搜查中发现，他的大众捷达车里藏了43磅海洛因，47磅美沙酮，还有43磅可卡因。报纸称之为“毒枭婚礼”。边境巡逻队成为众矢之的。因为它无意间就给贩毒分子提供了安保服务。 第二个月，一位名为罗德尼·斯科特（Rodney Scott）的边境巡逻队官员接管了圣地亚哥辖区，永久关闭了希望之门。当地一家非盈利组织边境天使（The Border Angels）一直在筹划第七次开门活动，让那些孩子身患残疾、却身居国界另一侧的父母能和孩子抱一抱。斯科特宣布这扇门不会为任何人开启。“这是一扇维护用门......只能用于维护工作。” 斯科特也针对友谊公园的访客颁布了一长串新限制：他们只能在周六周天两天上午10点到下午两点这段时间见面，一次见面时间在10到30分钟之间。每次只允许10个人进入，照之前25人的上限少了不少。他们不能拍照，不能摄影，甚至不能录下家人的声音。政府的解释呢？“美国边境巡逻队致力于保证友谊公园每位访客的安全。”那么问题来了：在看守的监视下，拍一张家人的照片，这威胁到谁的安全了呢？ 防护栏是一道丑陋的工业铁丝网，生着厚厚的铁锈，给人一种不祥之感。它从山腰上一直验收到海边。通往友谊公园的公路上，还坐落着一座休闲牧场。人们骑着马儿，从牧场奔向沙滩。在墨西哥一侧，则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音乐的声音，食物的气息，从人群中传出。“音乐，音乐，音乐，”那些带着牛仔帽，拿着手风琴或吉他的人边走边弹，给家庭团圆的动人场面配乐。 边境巡逻队不会检查大部分访客的证件。在友谊公园对这些疑似非法移民高抬贵手并不是官方政策。但是在2017年的上万访客之中，确实只有两人因无合法身份被捕。 围栏两侧分别有两个小女孩。她们跑着跑着，和家人稍微拉开了一段距离。那个大一些的女孩子弯下腰，触碰小一些的女孩的手指。她年纪太小了。连中指都能伸过铁丝网。墨西哥那一侧的小女孩正抱着一包油炸食品吃。她努力将几块食物塞过铁丝网，递给美国那一侧的小女孩。但是那块黄橙橙的食物太大了，塞不进去，掉到了地面上。 女孩的母亲刚才一直在和对面的一个男人讲话，这时她转过头来寻找自己的女儿。她的眼睛已经哭得通红。 又有一家人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赶到了这里。他们的母亲来自华瑞兹市。大人举起小不点，好让他们看看自己的祖母。他们都想要触碰对方的手指。 阿尔弗雷多·巴雷拉走到围栏边。他说，自己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欧文，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到哥哥了。他13岁那年和母亲一起来到美国。母亲后来回到了墨西哥，不能到美国来了。他是位厂务技术员，在“某个类似DACA的项目”中。这个项目允许他待在美国，但不允许他越过边境和唯一的哥哥拥抱。 阿尔弗雷多在提华纳长大，他业余时间爱好钻研摄影。他喜欢拍海平线上太阳落山的景象。他指向大海，说：“我们以前经常在那片海滩上蹬自行车。”----在两个国家间来来回回，那时的他还是个小孩子。没人会打扰他们。他们会带上护照，以防有人询问。他的哥哥胆子更大，有时候会骑到圣地亚哥去。阿尔弗雷多则不会离开海滩半步。 他的哥哥终于来了，阿尔佛雷多走向围栏。他和栏杆保持一定距离，露出了微笑。接着他附下身子，摘下太阳镜和帽子，露出了一头刚刚剪过的头发，还有自己的脸颊。墙的另一侧爆发出一阵笑声。他俯身向前，和哥哥一起，把手放在铁丝网上。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，阿尔弗雷多又回来了。哥哥马上就要回到瓜达拉加拉了，从这到那坐飞机得花两个半小时。他想趁这个机会和他多说几句话。“我算了一下，实际上我们已经二十五年没见面了。”他用一种惊讶的口吻对我说。他一直在催促哥哥早点拿到护照，这样他就能拿个旅游签证来见他。 某种程度上讲，他们只能隔着铁丝网说话，这点挺让阿尔弗雷多欣慰的。因为他哥哥不会满足于此：“他觉得这像是探监一样。”这样他哥哥就更有探访他的动力，尽管风险不小。光是申请旅游签证就要花上150美元，这在墨西哥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而且申请还不一定通过。 对于阿尔弗雷多而言，这趟旅程还能让他顺道探亲。他一直在Facebook上寻找哪个待在圣地亚哥的能碰见自己的叔叔。自从他来到美国后，他就没有见过叔叔了。因为叔叔是黑下来的，出城的公路上有多处边防检查站，他不敢冒被抓的风险。所以阿尔弗雷多去了他们家，探望了他的叔叔，见到了他的外甥。他们一起订好了下次见面的计划。 阿尔弗雷多有工作许可。这份许可要每两年更新一次，而且不允许他出境。如有突发情况，比如说亲人过世或病危，那么他可以申请特事特办。但是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也会思念家人。“我只想在圣诞节给我母亲一个拥抱。”他说。 一对女同性恋也牵着两只小狗来到公园。二人正打算从南加州搬到西雅图。其中一位是名教师。这两只小狗一只叫吉尼斯，一只叫莫德罗，都是用啤酒品牌命名的。其中一只狗没有打过狂犬疫苗，所以不能带去墨西哥。于是她们来这座公园，让那位教师的母亲隔着围栏看看她们的“孩子。”小狗把双腿搭在铁丝网上。母亲努力摸到它们。 一男一女从会面处走来。女的不断啜泣，男的伸出双臂搂住她。原来他们是一对追梦人兄妹。他们来这儿的时候只有十一二岁。“我能闻到他们的味道。”他幸福地说。 整整两天的时间里，我一直在和各式各样的人说话。有的是孩子，有的是夫妻，有的是兄弟姐妹，有的是好友。他们都刚刚见到离别多年的亲人。大多数人*后都泪如雨下。我从未见过在这样短的时间内，就有这样多的人克制不住自己的情感。这是一座充满泪水的公园。如果你曾赌气不和某位家人说话，那就来这座公园吧。你可以看见无数被政府拆散的家庭，努力隔着铁丝网聊天，努力将自己的小手指塞进细细的网眼，好触碰到妈妈或奶奶的手指。友谊公园既是一座耻辱柱，控诉着官僚的愚蠢与规则的荒谬，又是一座纪念碑，歌颂着爱与亲情排除万难的力量。这是我见过的*残忍无情的地方，也是我见过的*给人希望的地方。 年轻的菲律宾裔边防队员雷·奥坎波（Rae Ocamp